本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徐晓鸿牧师勤于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履职以来，主编《中国基督教史》，编著《唐代景教文献与碑铭释义》，今又编著《道圣符契 天下文明——中国古代诗歌与基督教》，相继问世，可喜可贺。

诗歌是人类抒发内心情感、志向的文学最高形式。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新旧约圣经中，都记载有虔信者体会神人关系的宗教感情而写下的诗歌，如古老的《摩西的歌》（参出15∶1－18）、整卷《诗篇》、圣母马利亚的《尊主颂》（参路1∶46－55）等。在教会的历史长河中，古代教会不乏以教义、经文编写的诗歌，如《三一颂》等，而且在崇拜中配以音乐歌唱。马丁·路德改教后，用各国语言编写的赞美诗更是大量涌现。

本书副标题中的“基督教”是广义的，即基督宗教，在书中包括天主教与新教（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外国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都曾经结合中华文化，译作或写作基督教的诗歌，曲调大多不可考，但其诗词构成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宝贵文化遗产，也从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类诗歌过去发掘出来的不多，且很分散，本书集中收集了从唐代至清代有关基督教的诗歌，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

陕西碑林内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证明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于唐代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是目前发现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始。敦煌石室内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更表明景教传教士曾以韵文翻译基督教古老颂歌《荣归主颂》，只是其用词多借用佛教词汇或叙利亚文音译。此诗作为中国古代赞美诗，保存在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内，只此一首而已。本书则共列出三首，其中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还把耶稣登山易容的事迹写入了诗歌。

景教遭唐武宗灭佛之殃消亡后，其残部与元代传入的天主教合并，统称为“耶里可温”教，但主要在蒙古民族中流传，遗迹甚少。本书提及的泉州墓碑中石跺上的颂赞词颇有历史意义。

基督宗教的第二次大规模传入，以明代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的传教活动为代表。他们采取顺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以儒生自居，刻苦学习汉文，居然能用文言文写下基督教内容的诗歌。如罗明坚写《天主生旦十二首》，详细描述耶稣降生的事；艾儒略写《天主圣教四字经文》，不但描写了耶稣从出生到受死、复活、升天、再临的全过程，而且把信徒必须遵守的教义教规都糅合在其中。

利玛窦在进京晋见万历皇帝时，送了一架古钢琴作为礼物，皇帝见到古钢琴很惊奇，要乐师学习弹奏，为此利玛窦根据原来的意大利严肃抒情诗歌格式，用中文诗句填写了八段歌词，称为《西琴曲意》。其内容主要反映基督教的人生观，认为人之根本在于天，人应该善用今生，注重德行修持。词义落实于伦理道德，而非直接传播教义，这也反映出当时的传教是结合儒家教诲进行的。《西琴曲意》是明代留下的唯一出版的教会诗歌集，也是天主教在音乐方面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成果。

作为中国基督教诗歌，更重要的是中国信徒自己的作品。

明代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在他十三部有关基督信仰的著作中，留下不少阐述教义的诗歌，也针对当时中国人抵触外来宗教的思想障碍，强调基督教是“正教”“正道”，以“普天下同归一祖”“唯愿人人体道归宗”等诗句劝人悔改信天主教。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诗人吴历（字渔山）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脉络，他信天主教后当了神父，仍大量赋诗，不但演绎天主教的教义，而且记录个人习道感悟。本书介绍了他所开创的《天学诗》，包括《感咏圣会真理》九首、《诵圣会源流》十二首等。近现代广学会出版的《普天颂赞》以及基督教全国两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选用的《仰止歌》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

清代第一个来上海的传教士麦都思为求普及教义，曾经用《三字经》的格式撰写教义；中国文人信徒以诗歌抒发宗教感情的也大有其人，甚至太平天国也有自撰的诗歌。这些都说明，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即使外国传教士中的有识之士也早已看到，基督教必须植入中华文化，才能被中国信徒接受；古代的中国信徒更是遨游在中国诗词的海洋中，“基督教中国化”是当然之理。

本书除了记载基督教内部的诗歌以外，还收集了历代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写的以基督教为题材或者有关基督教的诗歌，反映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留下的印痕，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有补充作用。

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皇帝对外国传教士的态度反映了其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立足的可能性。明代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向朝廷介绍天文、地理、历法、数学等西方科技知识，清代郎世宁传入西方绘画，这些虽不是直接传教，却能使皇帝开阔眼界，改善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比较突出的是清代康熙皇帝，他甚至一度对基督教很有好感，曾写下有关诗作，除现今已经在教会内流传的以外，本书记载尚有《敬天》等三首。可惜后来发生的“礼仪之争”破坏了这个局面。

在我国著名文人的诗作中也有涉及基督教的内容，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的作品中都有提及景教的。唐代后诗人的作品中也常有对“大秦寺”遗址的描绘，这些都为基督教来华传教史提供了旁证。

历代外国传教士带来进贡的礼品，包括骏马、各种西洋新发明，常引发朝野的新鲜感，元代出现的《天马颂》《天马赞》《天马歌》等御赐诗，以及明清诗人对自鸣钟、西洋镜、望远镜等的称赞诗作，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记录。至于晚清诗人对广州、澳门等地教堂、西人生活的刻画，更是那个时代风土人情的有趣写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士大夫文人与外国传教士交往，结下友谊，互赠诗文，大大增加了两种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个人之间品格德行的赞慕。如汤显祖对利玛窦，黄宗羲对汤若望，叶向高对艾儒略都有深厚感情，留下了赠诗或诗集。这些都表明，如果西方列强不以武力打开基督教传教的大门，传教士作为平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节，是可以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

本书不仅广收有关基督教的诗歌，而且作者把古诗逐句作了翻译，使广大读者都能明了。基督教的诗词常引用圣经典故或教会词汇，不熟悉者很容易在译述时发生差错。徐晓鸿是基督教的牧师，专修神学，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贡献。

徐晓鸿牧师祖籍陕西，即景教碑出土的地域，这可能使他对基督教在我国沿革变迁的历史有特殊的兴趣，从年轻时起，在做好教会工作的同时，他便注意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从本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他多年锲而不舍地积累史料的成果，这也为基督教青年教牧人员树立了榜样。

（作者系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

转载经作者确认，题目为编者所加）